管理从尊重人开始

我弟弟轧花厂的搬运工管理曾经是一大难题。往年搬运工与管理者之间的争吵几乎天天发生，今年这一现象几乎绝迹了。找人了解，不仅今年没有争吵，而且自从去年按我的方法实施之后就再没发生过争吵。搬运工还是那些搬运工，管事的还是去年那个人。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的差别呢？看来没有人天生就是捣蛋的。员工表现好不好，起决定作用的还是管理者和游戏规则。

搬运工管理难有二个原因：一是年轻人多数外出务工，在体力上胜任搬运的人不是很多，搬运工有稀缺优势；二是搬运的计酬标准多样，籽棉、皮棉不一样，就是籽棉也因包装不同而计价不同。不过不论籽棉皮棉只要计量标准易于确定的，事先都有计酬约定，最难确定的是散装籽棉（有些地方棉农直接把籽棉散装在货车车厢，厢顶再用包装压住）。散装籽棉卸车是体力强度最大的活，也是搬运工最不愿意干的活――开厂当初形成一个习惯，这部分籽棉车到议价，议好再卸，卸完即付现金。前两年我弟弟的一个哥们管厂，议价问题比较好解决――领到现金就去喝酒，有的喝酒喝多了，下午或晚上就不能好好干活，多干的人一定要和少干的人吵架；都喝多了，工厂还得另外花钱找别人厂的搬运工救急；而且开支有日渐增多趋势。去年我弟妹不得不走到前台――自己和搬运工议价，并事先签订了搬运上班期间不得饮酒的协议。花自己的钱肯定不那么大方，每次碰到有散装籽棉，搬运工总是多要几十元，弟妹总是往下压，几番讨价还价之后才开始干活――甚至有时干到中途还有搬运工起哄，说出价太低不干了――有棉检员气愤地告诉我说：“搬运工就象你侄儿张万里，找父母要零钱要不到手就睡在地上不起――赖皮”。没想到这样的事还真被我碰到了。

上年度，我回家帮过一阵忙。我去邻市钟祥购回一车散装籽棉。几番讨价还价之后，卸车已经开始，突然有个红脸汉（据说此人经常带头起哄）说：“这么大一车，要下(卸)到何时？今天太累了，我不干了”。马上有人附合。整个卸车工作马上停了下来。有人小声提醒我：“嫌钱少了。这是惯用伎俩。”我一听就火了，立即大声回答：“不干就走，走了永远别来！我不担心出钱请不到人。”红脸汉接口说：“不干就不干，我出苦力挣钱还要受气吗？”我说：“我们出钱办厂，给你们机会挣钱，难道也要受你们的气吗？”……结果当然是我被棉检员“强行”请离现场，红脸汉被其他人劝慰一番，车上的货也在当晚被卸完。

搬运工的确很辛苦，不体谅他们肯定不对；而且整天讨价还价、吵吵闹闹也不是个事，劳资双方都受气，还影响不好――老板被指小气、员工被骂赖皮。“这一现状必须改变！”在和弟弟弟妹交换意见之后，决定以后散装籽棉议价工作由我负责。

第二天，我首先向搬运工道歉，承认他们的辛劳。然后提出我的议价原则：“你们不多要，我们不少给，讲好先付钱，中途不反悔”。有人问谁付钱，我说我在场我付钱，我不在场老板娘付钱。大家都很赞同我提出的“不多要”“不少给”的议价原则，并认为这样双方都有面子。付钱在先也是对搬运工的充分信任。当天第一车，搬运队长报出120元的加班费，我不假思索地回答：“好！”并立即递上120元现金。当队长招呼大家卸车时，有人竟然不相信已经讲好价了。队长摇摇手中的钞票自己还未开口，已经有人发话了：“钱都到手了，还等什么？干！”现场一片欢声笑语，卸货有条不紊。我也加入其中，做点力所能及的工作。第二车，队长要了150元，我也是立即如数照付。第三车（小货车），队长要了70元，我掏出一叠钱后说：“没零钱了，50元行不行？”队长说：“行”。其他搬运工也没有异议，大家都立即就动起手来。

其实这二十元我是有意要扣掉的，因为第一车队长多要了二十元。他原本以为我会还价的，第一车他习惯性地报多了二十元，结果是他要多少我就给多少，所以第二车、第三车他都没再多要。不仅如此，此后我在厂的那段时间，也再没出现过故意多要价的情况。争吵、讨价还价都不再出现。可喜的是这种良好局面一直持续至今。

虽说散装籽棉不好量重，其实大家心知肚明，搬运工凭经验就能估得八九不离十，厂方由于有整车重量，扣除有包装的重量，散货重量也能精确到千公斤（加班费的计算标准是每千公斤10元，搬运工的正常计酬是以电子磅的计量为准，散装籽棉相当于双倍付酬），所以双方互信，确定一个合理加班费并不是一件难事。厂方不存在占员工便宜的想法，搬运工也没有人是来骗钱的――的的确确他们是靠苦力挣钱。给予员工充分的信任――问题就迎刃而解。

管理一定要从尊重人开始。当然还要有好的游戏规则。